我看中国式现代化⑥｜专访浙江大学李实：鼓励高收入人群更多回报社会，先富带动后富

“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如是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二十大报告出现了诸多新提法，如“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等。新表述的背后，收入分配秩序将有何变化？如何对财富来源实现制度化监督？机会公平如何更好地实现？带着种种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

↑李实。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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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需要“扩中”？

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就是要让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为何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此，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回应红星新闻表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就意味着低收入群体比重将会下降，这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缩小收入差距，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另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较为趋同，加之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有利于提高社会的稳定性和人民的幸福感。

“可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对社会稳定能起到基础性作用。”李实表示，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多少，是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越高，也同样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越高。

回溯中国的发展路径，201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10410美元，首破1万美元大关，高于中等偏上国家9074美元的平均水平，总体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但我国依旧是发展中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我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为27.9%，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这在李实看来，相较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60%以上的占比，我们依旧存在差距。

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李实分析指出：“强调要素收入的题中之义，更多在于积极拓宽投资范围，并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李实解释称，所谓增加要素收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劳动收入，即需要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工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其二是增加人们的财产性收入，如金融资产（股票、债券、银行储蓄等）投资的获益，以及中小企业的创业收入。李实表示，目前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难提高，一部分原因即在于人们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较低，而增加居民的金融资产收益，也是未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大重心。

其三是提高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土地要素收入，如农村土地出让的租金收益。李实表示，换言之，要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要素收入，尚需土地制度、土地交易管理、土地使用管理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让农民从土地占用和使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缩小低收入群体占比，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更大的意义在于让人们都能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和经济发展的成果，这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李实说。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以消费为主导有效扩大和更好满足内需》研究报告预测，到2030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会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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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机会公平？

保障一个人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公平

促进机会公平，也同样是二十大报告关于完善分配制度的题中之义。李实解释称，机会公平包括了就业、创业、教育、医疗、获取金融服务、获得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机会公平。他也认为，实现机会公平，是实现分配制度公平的基础。

“比如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力市场依旧存在就业歧视现象、城乡就业待遇依旧存在差距、户籍制度造成的就业机会不公平、同工不同酬问题，甚至性别差异也会带来就业歧视的问题。”李实举例称。

为此，二十大报告中也特别强调：“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实际上，对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歧视问题，国家政策层面也已多次出手。如在今年7月末，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多项要求直指就业歧视，并明确提出推动消除户籍、地域、身份、性别等就业歧视。

在再分配环节，类似的机会不公平现象也同样存在。李实表示，诸如社会保障制度的碎片化带来的标准和待遇的巨大差异化、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农民工子女入学难、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医疗保障不足造成的病人就医难、老年人退休待遇、养老服务资源的不均等现象，都迫切需要一杆公平的天秤。

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李实指出：“实现起点公平是机会公平的基础。”他解释称，首先，就是要把机会公平体现在整个分配制度建设上。比如教育机会公平，就是要从学前教育到义务教育再到高等教育，在各个教育阶段消除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问题。

其次，到了劳动力市场，面对就业不公平、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资源不均衡问题，也都需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改革。比如促进机会公平，就需要打破一切不合理的限制和障碍，让劳动力市场能够保持充分公平的竞争，同时没有任何的身份歧视。不管是劳动力还是资本，都应该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需要建立这样一个公平的环境，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

“总之，社会需要一个机会公平的天秤，保障一个人全生命周期中各个生命阶段的公平，就是要尽可能消除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各式各样的不合理现象。”李实表示，构建机会公平的社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会朝着这个方向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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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分配为何被重视？

让高收入人群起到“先富带动后富”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在完善分配制度方面，其中一项便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过去我们更加关注初次和再分配的制度体系建设，而本次报告则专门把第三次分配纳入收入分配的制度体系当中，表明中央对第三次分配的高度重视。”李实说。

何为第三次分配？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4年出版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其中，第一次分配是按照市场效率进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调节，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感召下，通过个人缴纳和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提出，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事业，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

“就目前来看，我们依旧对社会慈善事业、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缺少正确的认识。”李实指出，报告旨在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制度体系，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政策体系，是为了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大的社会矛盾。

如何激发高收入群体在慈善事业中的作用？李实认为，在第三次分配当中，需要建立起更加完善配套的制度和政策，如对进行慈善投入、公益投入的企业，在给予精神奖励、社会奖励的同时，还需要增加一定的物质激励如税收抵扣等，这样才能更好地鼓励和激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地回报社会，起到“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

“我们应当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社会慈善事业来带动更多的人致富，使第三次分配在调节收入分配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低收入人群通过三次分配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分享到发展的成果。”李实认为，切实有效的探索还需分三步走。

首先，对“先富起来”的群体，要使得其产权得到合法保护，确保其合法财富的稳定性，塑造出良性的社会公益氛围。其次，是构建合理的制度体系，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同时鼓励和保护包括企业、家族、个人的慈善基金，并对慈善行为给予相对应的税收鼓励，政府让渡部分税收，协助企业和个人进行慈善事业投入。公益组织、企业、政府之间应该形成伙伴的关系，作为公共服务的补充，以此鼓励第三次分配制度的落实。第三步，需健全相应的税收监督管理机制，避免企业或个人“假慈善、真偷税”的行为出现。

当第三次分配被纳入到统一的分配收入制度体系后，将会是怎样的新分配格局？李实认为，未来的新分配格局，应该是公平、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包括了分配过程的公开透明以及结果的公平公正，拒绝市场当中的垄断性和排他性。“需要强调的是，要避免分配结果的两极分化，既不能造成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又不能在缩小贫富差距同时，搞成平均主义，丧失了分配的激励性。”李实表示，新的分配格局，要求分配的结果能得到社会普遍认同；分配过程能适应社会可接受的合理范围，这样的分配过程和结果，才能共同构成新分配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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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积累为何要规范？

使财富的来源更加公平合理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同样是二十大报告的新提法。

对此，李实认为，当前我国财富积累速度很快，但居民财产分配差距大。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就需要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增强财富分配公平性，缩小财富分配差距，以防止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财产分配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如何实现财产的合理公平分配，也是解决收入分配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李实指出，通过规范财富的积累机制，使得财富的来源更加公平合理，同时通过一些再分配的政策手段来调节财产差距过大的问题。

什么样的财富积累需要被规范？李实回应称，财产来源的途径有很多种，要规范或者说制约的财富来源，是针对不合理、不合法的财产收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要求通过制度建设的监管作用，让财产来源的方式和来源，都能得到监督，确保收入的合理合法性。

李实认为，百姓通过劳动、储蓄、股票等金融行为获得的财富要给予保护，对于金融市场上利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财产收入、官员通过腐败获得的财富，类似这样的财富积累，才是监管和打击的目标，并非是要阻碍人民获得财产的渠道。李实进一步解释称，规范财富积累，并不是要取消财富积累。他回应称，未来赚快钱、赚巧钱、指望通过不合法的渠道来获得财富，必然会变得困难并且越来越不可能。但换言之，只要是合理合法的收入，那么获得财富的市场依旧敞开着大门。

“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写入二十大报告，说明我们不再只通过收入的问题来解决收入分配当中的问题，而是要把解决财产积累的问题和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结合起来，进一步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李实表示，财产的积累会直接影响收入的分配，从这一角度而言，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都是为了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切实缩小贫富差距，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红星新闻记者杨雨奇赵倩

编辑官莉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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